对于加拿大华人群体而言，1885年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11月15日，主要由华工承担西段建设的加拿大太平洋铁路合龙，在这个历史性时刻，华工被排除在了合龙仪式现场。另一个是在7月20日，加拿大自治领通过了《华人移民法案》。法案规定，所有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均需缴纳50加元的人头税，华人也成为当时全世界唯一需要缴税进入加拿大的群体。这也是自1882年美国颁布《排华法案》后，北美出现的第二例针对华人的歧视性法案。
从1880至1885年太平洋铁路修建过程中，17000余名华人来到加拿大，上千华工为这条横贯加拿大东西的铁路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为什么华人的付出得不到加拿大认可？《华人移民法》的出台是出于上层偏见还是社会民意？从1885年的“限华法案”到1923年的“排华法案”，这段时间发生了什么？
中央与地方：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出台的拉锯
19世纪以来，加拿大华人移民问题主要集中在西部的不列颠哥伦比亚地区。1858年，该地区弗雷泽河流域发现了黄金。消息传来，大批淘金者从临近地区蜂拥而至，西部小镇维多利亚的人口在数周内从450人增长至2万余人。这股淘金热吸引了大量中国移民加入。他们有的是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枯竭的金矿转战到此。有的则来自中国本土。1859年春，第一批华人经由香港抵达维多利亚。次年，约有4000名华人跟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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伴随着华人集聚，华人与当地白人群体之间的矛盾日益凸显。1861年，两名华人在卡尤什（Cayoosh）矿场被白人矿工枪杀；还有华人在政府街区附近行走被白人推下便道台阶受伤。面对日益加剧的矛盾，当地政府采取的态度是采取经济手段限制华人。早在19世纪60年代，温哥华岛殖民地议会就曾提议向每位华人征收10加元的人头税，但该提议未获通过；1871年，议员阿瑟·本斯特（Arthur Bunster）再次呼吁，提议对每位华人每年征收50加元的人头税，但依旧未获响应；之后，纳奈莫（Nanaimo）议员约翰·罗布森（John Robson）再次提议通过这条法律，依然没有人支持。1872年，该省土地与工程总监罗伯特·比万（Robot Beaven）提议，公共工程不得雇用华工，但响应者寥寥。
正当不列颠哥伦比亚政府希望通过各种措施限制华人入境时，加拿大自治领政府则希望大力引入华工以解燃眉之急。1878年，为了兑现当年吸引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加入联邦的承诺，自治领政府决定启动太平洋铁路项目。1880年，太平洋铁路正式上马。西段铁路由于工程艰巨、环境恶劣，难以吸引本地工人。在此情况下，工程承包商安德鲁·翁德唐克（Andrew Onderdonk）决定沿用其在美国中央铁路中的修建经验，从中国招募华工参建。1881年至1885年间，约有17000名中国移民以修建铁路的名义来到加拿大，他们大部分都是来自于广东“三邑”、“四邑”地区的农民，这直接造成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华人群体的进一步扩张。据《加拿大人口普查》统计，1881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华人人口为4350人，在众多种族中，其数量仅次于印第安人和英国人群体。该省财政大臣还预测未来一年将会有大约5000名华人进入该省。
短时间内数万名华人涌入加拿大，自然对本土社会造成了冲击。早在1873年5月，维多利亚地区首次爆发有组织的排华风潮，对华人歧视也逐渐从民间向朝堂蔓延。1875年，英国女王批准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提出的剥夺华人及印第安人选举权的法案，1876年，省议会通过《市政法》，禁止华人群体参与市政选举。从1879年至1882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员曾多次在联邦众议院挑起排华的议题，其主要论点如下：其一，华人的低工资冲击了该省的工资体系。以修筑铁路的华工为例，他们每天的工资为1加元左右，而其他白人的日工资为2至2.5加元，如此一来，华工势必挤占白人的工作机会。此外，华人还将劳动所得寄回中国，没有给该省做出贡献。其二，华人的生活方式与当地格格不入，他们往往抱团群居，基本不会讲且不愿意学习英语。华人的居住环境肮脏拥挤，还因为赌博、吸食鸦片以及文化传统差异而被认为道德低下。其三，华工并非自由劳动力，他们是被贩卖到加拿大的奴工，而大英帝国不应该存在奴隶制。
对于地方的排华议题，加拿大自治领总理麦克唐纳明确反对。他回应道：“如果你想在理想的时间内建好铁路，那么就必须停下反对华人移民的步伐……如果不列颠哥伦比亚想要更多白人移民，那么就需要这条铁路尽可能早完成（这样欧洲移民就能搭乘铁路来到加西）……他们都是孤身一人，说明不会定居于此，那么他们只要完成工作就会返回中国……我认为他们是异族，也不会且我们也不期望能同化他们……所以这只是一个关于选择的问题，要么你选择华工要么你放弃铁路。”之所以麦克唐纳会如此力挺华工，并不在于其道义上的青睐，而是他深知华工对于太平洋铁路如期完工的重要意义。正如他所言，“把西部分散的省份和空地（用铁路）联系起来，它将阻止美国的扩张；连接英伦三岛和东方的帝国铁路，将避免前往东方需要绕过好望角。”可见，从联邦政府角度看来，这条铁路不仅是联邦政府对于不列颠哥伦比亚的入盟承诺，更是麦克唐纳政府建立一个“从大洋到大洋”强大民族国家的重要一环。如果没有这条铁路，这片新边疆将极有可能倒向美国怀抱，大英帝国通往东方的第二通道也将就此中断。加上他坚持认为，华人“非我族类”，会在完成铁路建成后自行离开，所以不需要采取什么限制措施。
1884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议会又试图通过法案禁止华人移民该省，但此时，该省已经加入了加拿大自治领。移民事务属于中央政府管辖权，因而未能通过。到了1885年，太平洋铁路即将竣工，原本修铁路的数千名华工很快将被释放到劳动力市场上，这势必激化当地已经非常高涨的反华情绪。在此情况下，自治领政府不得已做出让步。1884年7月4日，麦克唐纳下令成立皇家华人移民委员会，委员会由两名高级官员主持，第一位约瑟夫·阿道夫·夏普洛（Joseph Adolphe-Chapleau）为加拿大国会议员兼国务卿，曾任魁北克省省长。第二位约翰·汉密尔顿·格雷（John Hamilton Gray），曾任新不伦瑞克省省长和国会议员，现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最高法院法官。该委员会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地召开听证会，听取当地居民对于华人的意见和态度。在为期三个月的调研过程中，委员们就27个问题与51名证人（其中仅有2名为华人，且身份为外交官）进行交谈。其中部分观点从经济角度出发支持继续接纳华人移民，但主流观点是采取限制措施。最终委员会形成了调查报告，报告并未推动彻底禁止华人入境的举措，而是建议限制华人入境。委员会经过调研发现，华裔劳工平均年收入为300加元，每年可节省43加元。为此提议对每个入境华人征收10加元特别税。
报告发布后，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各阶层普遍认为，该项限制措施太过温和。1885年3月6日，维多利亚市举行了一场市长和当地议员出席的公众集会，旨在敦促政府采取更严厉的限华措施。一位当地议员呼吁：“鉴于受命调查华人问题的专员夏普洛先生和格雷先生，在很大程度上未能提出消除华人在加恶劣影响的措施，如果加拿大政府完全按照他们的建议行事，也必然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随后，在安大略省多伦多举行的一次集会上传出声音，“大量华人以半奴隶身份涌入加拿大，这背离了我们自由的精神。他们对我们这个基督教国家的道德构成威胁，与国家利益背道而驰；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以奴隶的身份参与竞争，也损害了加拿大劳动人民的福祉”。随着限华的抗议声从西海岸的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传递到了东部的多伦多，加之以华工为主力的太平洋铁路西段全线修通。在历经了数十年拉锯后，加拿大政府的天平逐渐向限华一侧倾斜。
从限华到排华：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及其后续
1885年7月20日，在皇家委员会的建议下，加拿大自治领议会通过了《华人移民法案》。该法案共23条，其中最核心的是第四、第五和第十三条。
第四条规定：“所有华裔人士进入加拿大时，应在入境口岸向加拿大统一收入基金缴纳50加元，但下列人员免缴，即：第一：外交使团成员或其他政府代表及其随行人员和仆人、领事及领事代理人；第二：游客、商人、科学家和学生，但他们必须持有中国政府或其他政府颁发的、注明其职业和来加拿大目的的身份证明书或其他类似文件，此类证书或其他文件均应使用英文或法文，并应由英国领事或代办或女王陛下认可的其他代表在证书签发地或出发地进行审查和签注。但本法中的任何内容均不得解释为在‘商人’一词的含义范围内，任何捕捞者、小贩或从事捕捞、干燥或以其他方式保存鱼类的人均应将其捕捞用于国内消费或出口。”
第五条规定：“任何载有中国移民前往加拿大任何港口的船只，每50吨吨位不得载有超过1名中国移民；如果该船的载客量超过本条允许的人数，船主应对每名超额载运人员处以50美元的罚款。”
第十三条则规定：“任何在法案通过时居住或正在其境内的华人，可在本法通过后12个月内，通过缴纳50美分的费用，从主管官员、法院法官、治安官、警察、地方法官、地方法院书记官、市长或秘书长、财务主管或负责实施本法的官员处获得居留证明。”
总体而言，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的核心要义不在于“排华”，而在于“限华”。其主要表现和特征有两点：一方面，该法案并不是一味地排除所有华人移民，而是抬高了加拿大认定的中低端群体的入境门槛。正如法案第四条规定，外交官、非定居商人和外国学生等少数群体仍可享受豁免。法案还规定，禁止华人麻风病患者及妓院出身者入境。这些举措都可以视作对于移民群体的筛选。另一方面，与同时期美国、澳大利亚的排华法案相比，该法案推出时间较晚（美国1882年，澳各殖民地更早），程度也相对温和。例如，早在1855年，澳大利亚维多利亚议会就通过一项法案，规定华人入境须缴纳10英镑人头税，搭载移民的船只每10吨位只准载一名华人，此后澳大利亚各殖民地的排华法案相继出台，1888年，澳大利亚所有殖民地均不再接收中国移民。1901年，澳大利亚国会通过了《移民限制法》，进一步强化了之前的排华措施。新西兰的情况和澳大利亚类似，1881年，新西兰国会通过第一次排华法案，规定中国移民入境每人征收人头税10英镑，并且轮船载重量每100吨方可载1名华人。1896年，新西兰国会通过了更严苛的排华法案，提升了华人移民的难度。在诸多限华和排华法案中，美国1882年通过《排华法案》影响最大。该法案规定：从1882年开始的10年内禁止华工入境美国。随后该法案几经延长，直到1943年才被废除。与同时期相关华人移民法案对比后不难看出，1885年加拿大《华人移民法》并不能称之为“排华法案”，而只能被称作“限华法案”。从移民数据也能印证这一观点。从1881年到1921年，加拿大华人从4350左右增加到近4万；同一时期，美国的华人人口则从10.5万萎缩至6.2万。
美国排华法案首页
为什么在19世纪中期，以美、加为代表的西方国家普遍对华人祭出逐客令，通过各种手段限制或者驱逐当地华人？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供需结构性矛盾。从劳动力供给侧看，从1750年到1850年，中国的人口几乎翻倍，即从1750年的2亿至2.5亿人增加到1850年的4.1亿人。可是耕地面积仅从1766年的9.5亿亩增加到1873年的12.1亿亩。这样的人地矛盾在人口密集的广东沿海地区更为突出，大量富裕劳动力亟待转移。与此同时，“新大陆”北美则极度缺乏劳动力，1853年，后来成为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94.8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只有450名白人殖民者和15000名印第安人。如此广袤的国土和资源与如此稀缺的人口，一旦发生突发性事件，当地劳动力自然难以招架。以美国为例，1848年加利福尼亚传出发现金矿的消息，短短一年内，就有10万新移民从世界各地涌入加利福尼亚。时至1860年，总人数又猛增了三倍以上，其中华人群体站到其中9%。1863年，美国开始修筑太平洋中央铁路，又有超过1万名华工涌入美国。加拿大的情形与美国如出一辙，1858年不列颠哥伦比省发现黄金、1880年太平洋铁路修建，都吸引了大量华人前来淘金、筑路，但无论是淘金还是铁路修筑，都属于劳动密集型的中短期工程，在工程完工后，华人劳动力呈现过剩态势，加之华人的较低薪资对于当地劳动力市场造成了冲击，加之华人与当地白人群体之间的文化对立。部分白人群体认为，“华人和白人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种族，况且华人不可能受洗成为基督徒”。这样，从文化和宗教意义上强调华人和白人为“他者”与“我者”。现实的利益冲突与文化差异的矛盾，构成了加拿大限华法案的民意基础。
事实上，从1885年法案公布以来，加拿大立法和行政层面对华人移民的态度趋紧。尽管其中也有过反复，但逐步开始从“限华”滑向“排华”。限华法案实施不到一年，议员乔治·马克斯维尔（George Maxwell）在议会提议，将华人入境所征收的人头税由50加元提高到500加元。其理由仍是老一套，诸如：华人社团扰乱了当地社会秩序，华工卫生习惯不良、传染疾病，华工抢夺了白人工作机会等等。其中最重要的一点仍然是华人劳工与白人劳工之间的竞争，正如议员坦言这才是“实质性的问题”。1886年，加拿大政府对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提出修正案，试图对在加拿大的华人进行强制登记，并将该法案的适用范围从船舶扩大到火车（其目的在于针对那些从陆路进入加拿大的华人），并试图将商人从免缴人头税的名单中移除。尽管该法案在下议院获得全票通过，但却在参议院遭到了部分议员的反对而搁置。反对意见主要集中在两方面。一方面是从种族平等出发认为，加拿大议会不应作任何种族区分，华人、黑人、印第安人和白人应该处于同等地位，不应为一个种族提供优待或针对另一个种族制定例外。另一方面是认为加拿大应该采取开放态度，既然我们已经决定向世界开放，就不应“在我们这边筑起一道中国的长城”，因为这样做将“完全违背帝国的原则”。在较短时期内，这种主张种族平等和开放的态度占了上风。例如，1887年通过的移民法修正案就规定：与非华裔男子结婚的华裔女性均可免缴人头税；通过铁路过境前往其他国家的华人不必缴纳人头税。尽管在短期内出现了有利华人的趋势，但随后的事态发展逐渐对华人愈发不利。1892年出台的修正案规定，任何暂时离开加拿大的华人都必须向移民当局登记。1902年，鉴于人头税并未减缓华人移民的步伐，自治领政府将人头税从50加元翻倍至100加元。1903年，加拿大议会通过了由皇家移民委员会提出的“将人头税提高到500加元”的提议。1912年，对华人法案再度升级，要求所有华人出境前都须向移民官登记，行踪受到严密监控，这也为彻底禁止华人移民的1923年《华人移民法案》奠定了坚实法律基础。
1923年7月1日，新的《华人移民法案》出台，尽管该法案取消了人头税条款，但也同时规定除了外交人员、加拿大出生的华裔子女、来加就读的大学生等五种特殊人群外，其他华人将不再有资格进入加拿大。从1923年该法案推出至1947年被废除，在整整24年间，只有不到50名中国移民获准进入加拿大。华人合法移民加拿大的大门几乎被彻底关上。
1923年排华法案生效后的华人入境证明
抵制与反抗：华人群体对1885年《移民法案》的态度
从施行效果看，1885年“限华法案”并不是一个成功的法案。一方面尽管它抬高了华人移民加拿大的门槛，但并未阻拦华人移民的步伐。从1886年到1923年人头税时期，仍有82379名华人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加拿大，向政府缴纳了超过2300万美元。即便在人头税从100加元飙升至500加元的1903年，仍有超过8000名华人通过合法途径进入加拿大。另一方面，该法案实施后并未消弭华人与本地白人之间的矛盾。该法案实施后，加拿大各地对华人的偏见日益加深。例如，在19世纪90年代，魁北克市、蒙特利尔和多伦多等东部城市多次爆发针对华人移民的骚乱，抗议华人对本地经济和社会的危害。1907年，位于西部的温哥华再次爆发骚乱，抗议所有入境华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加拿大多个省份出台法案，剥夺华人的公民权或对他们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例如，1908年，位于中部草原地区的萨斯喀彻温省出台法案剥夺华人公民权，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则出台《纳塔尔法案》，希望通过增加语言测试的方式，阻止华人移民来该省落户。总体而言，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延缓了华人移民加拿大的节奏、降低了移民数量，但并未愈合华人群体与当地群体之间的矛盾。
1907年的温哥华骚乱中华人开设的商店遭到袭击
面对越来越高的移民门槛，华人采取了各种手段抵制和反抗。根据陈乙燊在《联邦与地方：加拿大〈排华法案〉立法过程分析（1871-1923）》中整理：华人主要通过六种行为逃避人头税而进入加拿大。第一，通过雇用华人船员最多的三条主要客运航线偷渡进入；第二，伪装成华人船员进入；第三，通过华人船员骗取重新入境的许可证；第四，利用购买的回国华人的再入境许可证；第五，冒充商人的妻子和儿女；第六，冒充“华商”的身份。
偷渡是当时最普遍的避税行为。1902年10月15日，《维多利亚每日时报》报道称，格伦诺格尔号抵达镇上时，船上发现了偷渡者。文章称：“船上有18名中国偷渡者。他们因无力缴纳人头税，因此被船长移交给警方。船长还对他们的偷渡行为进行了指控，并将他们押送到了省监狱。”与现在的偷渡客一样，虽然偷渡客偷逃了人头税，但他们也向“蛇头”支付一笔偷渡费用，这笔费用往往通过打工薪酬形式逐步偿还。
利用再入境许可证的漏洞则是另一种常见手段。早在1885年开征人头税之后，冒名现象就已经出现了。所谓再入境许可证是加拿大政府颁发给已支付过人头税华人的凭证。按照要求，如果因故离开加拿大，只要在两年的有效期内出示凭证就可以入境。由于最初的入境证上没有照片，所以不少华人在回乡后将其倒卖给同乡，从而帮助其顺利入境。入境证的价格随着人头税的调整而水涨船高。1903年后，人头税已经提高到500加元，入境许可证也上升到三四百加元。即便价格如此之高，购买者仍趋之若鹜，这是因为入境者有机会把这个费用转嫁给后面入境的华人。如果人头税价格提高，他们非但不用自己出这笔钱，反而可能赚取差价。久而久之，这张入境卡在华人社会中几乎成为一种“流通货币”。为了应对华人的这种伎俩，加拿大政府于1910年推出了带照片的入境卡，比驾照和护照照片的出现还提前了好几年。
贴有照片的加拿大人头税完税凭证
1923年“排华法案”通过后，加拿大政府对所有在加华人进行登记，包括在加出生的华人，登记之后发给一纸证件。加拿大政府的本意是让这些人出境之后返加时，向海关出示这个证件，作为有资格入境的凭据。但事与愿违，这张凭证再次成为可以售卖的奇货，购买人可以假冒证件持有者进入加拿大。已经取得加拿大公民身份的华人，还沿用了和美国华人一样的路数，尽可能多地向加拿大政府报告他们在中国生的子女。如此一来，他们就可以制造出最大数量的有资格进入加拿大的男童的指标，拿到市场上去售卖。这就成为当时华人移民中著名的“纸生仔”现象。
除了这惯用的六种避税方案外，还有不少华人选择钻学生免税的空子，将未成年的子女送到加拿大受教育，等到成年后再改换其他职业，以此来规避人头税。加拿大政府不得已于1908年出台修正案，进一步限制了华人学生的入学资格，不再豁免学生的人头税。安大略省议员邓肯·罗斯（Duncan Ross）对此表态：“这种免税特权应该仅限于那些来这里接受教育的年轻人，且他们在接受教育后应会回到中国。”
如何评价加拿大1885年《华人移民法案》以及后续影响？笔者认为，在当时西方各主要国家纷纷出台较为严厉的排华法案的大背景下，加拿大采取的限华措施相对温和。但从加拿大自身历史发展脉络看，当华工为加拿大铁路建设付出数以千计的牺牲背景下，加拿大出台针对华人的限制性法案是有悖于道义的，让人有过河拆桥、鸟尽弓藏之嫌。但我们也应该看到，限华法案的出台并非孤立、暂时性的权宜之计，而是有着深刻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成因。白人社群对于华人的排斥不仅是经济上的被剥夺感、文化上对“他者”的排斥，也有着其自身种族的偏见与歧视。正如肯尼斯·芒罗（Kenneth Munro）所解释的那样，那种希望建立加拿大“白人”社会的目标是“这种歧视公然违背了加拿大建国的关键前提，即尊重文化和传统的多样性”。当然，华人在对抗这种不公平待遇时采取的投机取巧的行为，无意中又更加加深了这种偏见，导致整个加拿大政府对华人采取更为严厉的限制措施。
从1885年“限华法案”的推出到1947年“排华法案”的废除，华人为了争取自身合法权利的斗争持续了整整62年。但直到上世纪90年代，加拿大政府才真正开始反思这一系列法案对于华人社群造成的伤害。2006年6月，时任加拿大总理斯蒂芬·哈珀在下议院向人头税纳税人、他们的家人以及加拿大华裔社区道歉。他承认，加拿大华人在太平洋铁路工程中发挥了根本性作用，但在铁路建成，“加拿大就背弃了这些人”。他承诺，将设立基金开展社区项目，以弥补过去移民限制政策实施对华人社群的伤害。这是一个迟来的道歉，希望它多少能够慰藉那些为修筑铁路付出巨大牺牲乃至生命的华工及其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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